在清末的篆刻界，可稱為名家的，有開創寫意派篆刻的趙之謙，以用刀自然取勝的吳昌碩，取法金文自成一家的黃士陵等。后人目趙為“新浙派”、吳為“海派”、黃為“粵派”。而馮康侯則為繼承粵派篆刻家中之佼佼者，他無疑是一位享譽國際、備受尊重的篆刻家和書法家。馮氏致力于各種書體的研究，既博且深，又精擅各派篆刻技法。雖然他謙稱自己并非金石學者，但他以其數十年研究金石所得而運用于書法篆刻方面的成就，是毋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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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
馮康侯（1901—1983），名強，字康侯，后以字行世，別署老馮、老康、康翁、可叵居主人，因喜甜食，又號糖齋，晚年有目疾，遂號眇叟。
馮康侯是廣東番禺人，出身于世家，其父為馮金光（少敏）。馮康侯幼耽藝事，廣東名畫家溫其球（幼菊）是他的祖母舅，每到祖母壽辰時，必來居馮家月余。馮康侯從八歲起即從其學花鳥畫法。
馮康侯
一九一三年，十二歲的馮康侯隨叔父東渡日本，初入中學，繼入東京美術專科學校改讀實用美術。課余尤喜習篆刻，其時與早稻田大學學生連聲海同寓客舍，得其指導，鉆研六書，并攻習晚清篆刻名家黃士陵（牧甫）的作品。士陵篆刻取法漢印，參以商、周彝器古文之體勢筆意，章法自然，運刀挺拔，在皖、浙兩派之外，自成一家。
一九一六年，馮康侯離日返國，從舅氏劉慶崧（留庵）習六書及金石篆刻之學。據學者王小艷文章說，當時劉慶崧借住于馮康侯家，常常作畫至深夜，“劉慶崧與馮康侯說起馮氏的表叔歐陽務耘與‘黟山派’開宗大師黃牧甫交誼甚深，黃牧甫為其表叔歐陽務耘刻印作畫甚多。”劉留庵建議馮康侯向黃牧甫學習篆刻，“當時馮氏的表叔歐陽務耘手上留有很多黃牧甫的印稿，多達二百多份，其中有改寫過的手寫墨色印稿，有蓋出來的初印面，還有修改過后乃至完成的刻印鈐本，甚至還有黃氏對印章的分析等”。馮康侯借獲這批珍貴的篆刻入門教科書資料之后，博學余暇，游手于斯，鉆堅仰高，忘其疲勞，日夜精研黃牧甫的印作。如此浸淫六載，并得尊翁少敏老先生之督勉，技乃大進，其后益孜孜矻矻，而名愈顯，治印遂為其一生心力所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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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時，馮康侯的叔祖馮耿光正在北京，是梅蘭芳最為信任的朋友，“梅黨”的重要成員。他深感京劇布景單調，欲有所興革，知馮康侯學實用美術有年，乃邀其離粵入京，為梅蘭芳舞臺布景作改良設計。
一九二三年十月，馮康侯再度北上，此次為贈送給名篆刻家壽石工（1885—1950）白文、朱文印各一，壽石工譽之為“直牧父得意之作也。”
馮康侯與梁簡能（左）
一九二四年夏，梅蘭芳為歡迎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時所公演的《洛神》一劇，布景中的海、石、樹木，而鉤以金線者，即出自馮康侯手筆，令觀眾耳目一新，大受歡迎。京中名士樊增祥、袁克文、羅惇曧（癭公）等對其印推崇備至，其篆刻書畫載譽京華。壽石工更建議懸潤例于琉璃廠，免使同好有向隅之嘆。
一九二五年，當時的北京政府印鑄局局長許修直慕其名，聘為該局技士。其時唐醉石任該局印信科長，其下設兩課，篆刻課長為王福庵，鑄造課長名張乃恭，諸公均印壇俊彥。馮康侯到職后，主篆稿，工作效率特高，王福庵以“火車頭”之號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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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馮康侯因奔祖父喪回粵，后轉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秘書。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制璽，廣征各省名手篆書印模，馮康侯入選篆制“榮典之璽”，乃應聘至南京印鑄局任技師。再度與唐醉石、王福庵合作，怡怡如也。
一九二九年與鄧玉霞女士結婚于南京。一九三一年，辭職離京，由上海轉赴香港，主辦《中興報》，經常往返于港、穗之間。是時西南政務委員兼秘書長陳融（協之，1876—1955）筑“颙園”于廣州越秀山南面（今廣東省政府大院一帶），以文會友，其《颙園詩話》在《中興報》上發表。
穎川家寶印集
一九三五年秋，歲次乙亥，冒鶴亭為賀陳融六十壽，乃摘歷代陳氏之能詩者，自漢陳琳至陳融祖孫得百人，人各一句，句各一石，請馮康侯刻印一百方為陳氏壽，名曰“颕川家寶”（按：陳姓始自颕川）。陳融嘗從馮康侯舅氏劉慶崧習篆刻，兩人有同門之誼。其所刻一百零二石，諸印風致，無—近同，協公跋謂：“為骨甲金文者，挺勁秀逸；為漢碑漢鑄者，渾厚樸茂；為完白、為攘翁、為悲庵、為牧父者，置諸四子印集中，匪日難辨，直是當選。吾知康侯治印為至酣暢時，必將自出機杼，集一應之長，而得一至善之歸宿，以自成—家，留庵先生所謂博而約者，此其時乎！”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軍興，次年十月廣州淪陷，“颙園”所藏書畫文物為強梁胠篋以去，“颕川家寶”原石及拓本均散佚，僅存印拓四十方而已。陳融公余喜治印，亦喜蓄印，嘗出所藏黃士陵、劉慶崧、馮康侯等作品，輯為《黃梅花屋印存》六冊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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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起，同月香港淪陷，馮康侯避居澳門。一九四四年，在澳門舉行第一次書法篆刻展覽。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后，他離澳返穗，任中華書局編輯。一九四七年丁父憂，一九四九年太夫人仙逝后，攜眷遷港，寓居九龍，題其宅為“可叵居”。
馮康侯
一九五〇年，歲次庚寅，與陳融、胡毅生、溥儒（心畬）、陳芷町、黃君璧、李研山、趙少昂等劫后重逢，聚首香江，聯合舉辦“庚寅書畫展覽”。
一九五八年五月，參加“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聯合展覽會”，作者以年齒為序，計為：區建公、趙鶴琴、何印廬、李祖佑、羅叔重、陳麗峰、馮康侯（時年五十八）、劉帡字、陳語山、陳宗虞、黃思潛、林景穆、易越石、何筱寬、關則哲、何少強、陳秉昌、林世昌、林近、駱曉山二十人，并將展品選輯為《現代篆刻合輯》一冊線裝本，內收其刻印八方。
一九五九年，聯合書院（一九六三年與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合組為香港中文大學）院長蔣法賢聘馮氏為文字學、金石學教授。其后歷任德明、廣大、香江、華僑、經緯等大專院校訓詁學、文字學教授。
一九六二年，受聘為香港商業電臺主持“寫正字、讀正音”的特別廣播節目，并主持“成語講座”，大受市民歡迎，于文教事業多所致力。
馮康侯所繪扇面
一九六五年，因工作過勞，突患心臟栓塞癥，幸及時診治，盡辭各職，經年始愈。
一九六六年，馮康侯年六十六，鐫刻自用印“學無止境”一方，邊款刻五古一首，詩云：
十三學摩印，今年六十六，
浸淫五十年，妙微感不足。
上追三代文，探源賴商卜，
周金秦石刻，碑銘勤寫讀。
下考漢磚瓦，簡冊帛竹木，
魏晉文漸訛，六朝更繁復。
唐宋迄明清，代有通人續，
印學久衰微，趙王始興復。
繼者丁蔣黃，鄧吳及撝叔。
宗秦或師漢，各創新面目。
皖浙取其長，兼收以并蓄。
黟山黃牧甫，早歲我私淑。
丙辰拜劉師，一一遵所囑。
篆必循六義，布白窺全局。
疏處慎安詳，密而不局促。
托意在筆先，刀隨筆起伏。
沖切就方圓，毋為法束縛。
氣韻得自然，庶幾能免俗。
心平眼未花，老興猶日篤。
玩物非喪志，守分無榮辱。
鷦鷯巢一枝，倦鳥返幽谷，
神與造物游，渾渾而穆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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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康侯不以詩名，但讀此詩當知其對篆刻自有獨到之處，提示諸多心得。一九六八年，創辦“南天印社”，設帳授徒，慕名求教者逾百人，以至香港書法篆刻之風大盛。其后又設“廣雅書學社”，從學者也極多，不少日本篆刻愛好者更是遠道而來，慕名從師。日本駐港總領事新關欽哉執弟子禮甚恭。
馮康侯（中）與學生
馮氏治印，別出手眼，融會皖浙風格，章法自然，運力嚴謹；博采眾家之長，遒逸樸茂，獨樹一幟。嘗曰：“技以養生，藏以養性，此道雖小，茍得其法，亦有可觀；要不能以之求名與利，而應以自陶其身心。”又云：“藝術系業余之高尚娛樂，養身之精神食糧，若以書畫篆刻視作商品，從事者學不循徑，急功好利，乃俗匠而已。無論任何藝術，必先從基層造起，溯本窮源，集思廣益，由博而約，達到自然境界；動輒以為創新，實乃欺世盜名耳！”以此為后學者戒。
一九七二年，馮康侯舉行書法個展，展品一百二十幅，附以工筆畫十幅，其中臨古二十大屏，各體書法俱備，足見苦心研習，始克臻此。
馮康侯 原拓印譜
一九七五年，南天印社所刊《馮康侯印集》，印制精美，皇皇巨制，堪稱印學津梁。
一九八〇年四月，應香港市政局之邀，假中區“大會堂”高座頂樓“香港藝術館”舉行“馮康侯書畫篆刻展覽”，市政局“香港藝術館”并刊行《馮康侯書畫篆刻》一書。
一九八二年三月，夫人病逝，伉儷情深，感賦悼亡，憂戚不已！其時馮康侯已患白內障，左目尤甚，雖施割治手術，視力已大不如前，乃自號眇叟，書寫刻印，每以為苦。雖不再作小印小字，而仍力疾從事，其敬業精神、不懈斗志，有如是者！
同年秋與家人同游馬來西亞、韓國；十二月三十日飛抵臺北，在“大風堂”弟子的李喬峰陪侍下，訪張大千于“摩耶精舍”，手刻“兩到黃山絕頂人”印一方為贈，兩人相談甚歡。
馮康侯 隸書七言聯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張大千病中親題《張大千書畫集》第四集十七本，其贈港友者僅馮康侯一人，上款題“康侯道長兄”，由《大成》雜志社社長沈葦窗交文聯莊主人李昆祥轉送，足見兩人交誼之一斑；四月二日，張大千病逝于臺北。同年七月，馮康侯赴日本觀光，返港后感精力疲憊，遂少作書刻矣。十月二十四日以胸部不適，入九龍“圣德肋撤醫院”治療，醫生斷為肺癌，至十二月七日晨，以高燒昏迷竟日，延至下午八時半醫治無效去世，享壽八十有三。臨終前已編定《馮康侯書畫印集》，惜未能見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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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康侯在上世紀六〇年代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之聘，講授書法與篆刻等科目，曾躬親繕寫蠟紙油印講義，計有《書法源流》《篆刻》《文字學》《文字正俗分析》《六書淺說》五冊，而此歷經半個世紀以上，紙質變黃，已漸不可讀，于是門弟子區二連、姚順祥乃借助現代科技之力于二〇二一年加以重印成《馮康侯手稿》一冊，而馮康侯的篆刻、書法理論則盡粹于斯，嘉惠后學無窮，今特將要點摘錄之如下：
書法為我國特出之藝術，與繪畫同出一源，畫重形而書重意，無論詩文詞賦，書畫篆刻，必先具有高尚之胸襟，良好之品德，與學問之修養。故歷代之成功者，其藝術必建立于人格之上面，且能強烈表現作者性情，夫書法小技耳，由博及約，而能后工，學歷與天資，二者不能偏廢，天資或有不足，未嘗不可以毅力補助，勤于寫作，便是不二法門。
學篆，先從秦刻石，上追周商。學隸，則由漢入秦，下窺簡冊。楷書，取法晉唐。行書必從二王入手。草書到參以張索，宋明諸家，亦可用作輔佐也。
馮康侯書法
其實用筆只有“起，行，轉，收”四法，更加以“正，側，緩，急，方，圓，輕，重”八種取勢為助，因起筆有正側之分，行筆有緩急之異，轉筆有方圓之變，收筆有輕重之神。
“正側”，指起筆時之趨勢言，正者，中也，側者，偏也，正藏側露，故有藏鋒與露鋒之別，當下筆右行之前，先將筆鋒撥左，然后復回右便行進，到收筆處，仍將筆鋒折回左便提起，是謂藏鋒，最適宜用于篆隸，（行草無此必要）露鋒與藏鋒相反，蘇東坡黃山谷善用側鋒，可知古無正側之規定，各就其體而異其用。
“緩急”，指行筆時之氣勢言，或緩或急，要隨紙之生熟、墨之濃淡而應變，只有臨時處理，無從固定。
“方圓”，指轉筆時之形勢言，因隸楷多方，行草多圓。方筆易剛，過剛則惡俗，圓筆易柔，過柔則弱，盡失風神矣。
“輕重”，指收筆時之結體言，每字每筆之結束處，應特別留意，要使墨氣與筆勢配合，輕重和諧，同時亦能補救過于枯燥或臃腫。
明此四法，取勢由于經驗得來，大匠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神而明之，全在學者之興趣與毅力。
大凡欲寫一字，意中必先有構成之形，“意在筆先”至為重要，然后筆筆回顧，氣勢連接，“計白當黑”，疏密自然有致，結構之初部完成，亦即書法之第一階段完成也。
執筆是技巧，運筆取經驗，結構在性靈，三者必要具備，書法似易而實難。明乎此者，多廣見聞，博而能約，可以言書矣。
至于篆刻方面，馮康侯也提到不少重點，在此也與予摘錄如下，乃研習篆刻者之度世金針。
第一要識，第二要寫，第三要選字，第四要變化，明此四者，斯可以言印矣。
篆寫與選字，變化無窮，果如墨守繩法，非庸則俗，此匠工耳。茲就書法上言，先以不乖六義為原則，字之方圓波折處，篆或不通，仍可隨印文配合中求變，變所以應窮，窮則不通，非變無以補救也。若不應變而變，任意屈曲填密，施諸繆篆，尚或偶一為之，用于圓朱文，則弄巧反拙矣。
商周秦漢，書畫篆刻，無論孰為先后，茍從博中求約，純任自然，物我兩忘，自達神妙境界。篆刻雖小道，天資與技術，缺一不能幸致也。
馮康侯治印
治印名家馬國權稱：“康侯并擅鉥印，俊逸之氣撲人眉宇，所刻圓文朱印，娟娟靜好，最得鑒賞家珍視。”集學問與藝術于一身，書風多樣，印風也同樣博洽周流，卻又能保持強烈個人面目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就指出：“馮康侯邃于金石之學，始自摹印入，務窮其工。上溯殷周，下極漢晉，偶為隸法，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遺意。”馬國權又說：“先生四體皆精，尤長于篆。每作四屏，多分別書甲骨文、金文、小篆、漢篆，悉以唐宋詩詞為之，不假臨摹，而神態自若。金文用筆，淵源牧父，小篆則以石如為宗。又嗜用《天發神讖碑》筆意，峻爽凌厲，老筆縱橫。隸書初擬汀州，雄勁渾厚；晚年變化《禮器》《張遷》，別具體貌。楷書導源六朝碑刻，然結體多參用篆法，自抒新意。”馮康侯常說：“藝事無足稱，惟鍥而不舍。”他六十多年未敢稍離于繩墨，其視印如抱蜀，冥合于自然，非此無以盡其趣。
馮康侯治印
■作者簡介
蔡登山
臺灣著名文史作家，曾任電影公司營銷部總經理及出版社副總編輯，沉迷于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之間，達三十余年。1993年起籌拍《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任制片人及編劇，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
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魯迅愛過的人》《張愛玲色戒》《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聲色晚清》《一生兩世》《多少往事堪重數》《情義與隙末》等數十本作品。
來源｜晶報APP
編輯：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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