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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單位未及時出具離職證明，導致勞動者劉某無法入職新單位。農村戶籍的劉某又因長期未找到新工作而陷入家庭經濟困難，其申請勞動仲裁訴求也沒全獲支持。后在當地工會的幫助下，援助律師重新梳理證據最終使得公司被判承擔責任補償損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感謝工會給予的幫助，我終于收到賠償款了。”近日，北京市常鴻律師事務所饒勇律師接到幼兒園老師劉某發來的微信表示感謝。歷時兩年多，經過一裁兩審，在北京市豐臺區總工會的幫助下，劉某終于拿到某公司對未及時出具離職證明的損失補償。
無離職證明勞動者求職屢屢受挫
劉某于2021年4月23日入職某公司，崗位為園長，從事幼兒園的招生和管理工作，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未繳納社保，2021年7月30日，劉某向該公司提出離職。
2021年8月13日，劉某提出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未付工資及未簽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差額，在工會律師的幫助下，該案經過一裁兩審后，支持劉某的訴訟請求。
2021年8月19日，劉某因入職某區幼兒園需要，給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發消息要求出具離職證明，公司以公章未在單位為由未予以開具，導致劉某因無法出具離職證明未能入職新單位。2021年12月，另一家幼兒園給劉某發送了錄用通知，也因無離職證明無法入職。
劉某與某區幼兒園的人事主要通過微信溝通，前期關于工作內容、薪資等進行問題溝通達成一致后，該人事告知劉某辦理入職需要的材料，要求其帶著所列材料辦理入職。劉某仔細看過材料要求后如實表明自己缺少離職證明，詢問沒有離職證明能否辦理入職。人事明確答復說必須要有離職證明才能辦理入職。因此，劉某未能入職某區幼兒園。
在與兩家幼兒園人事的溝通中，來往文件通過微信發送且沒有單位公章，關于入職材料要求的溝通也主要是通過微信聊天記錄展現。
時值疫情期間，找工作很困難，而劉某僅因沒有原單位出具的離職證明，兩次失去了本可以獲得的就業機會，導致劉某在長達7個月的時間內無正式工作，沒有收入來源，也因此導致劉某產生了輕微抑郁。
勞動仲裁訴求沒有全部獲得支持
劉某系農村戶籍，因長期未找到新工作家庭經濟困難。2022年4月，劉某聽說像她這種情況可以到工會申請法律援助，便就近來到北京市豐臺區總工會申請法律援助。
工會援助律師饒勇與實習律師焦鑫鑫被指派作了劉某的委托代理人。
在援助律師的幫助下，2022年4月13日，劉某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要求學校支付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因未出具離職證明導致無法入職新公司的經濟補償9.1萬元。同時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7500元。
仲裁庭審中，某公司認為，早已為劉某開具了離職證明，是因為劉某個人原因一直未領取。
最后，仲裁委以錄用證明和微信聊天記錄等均系電子證據，存在不穩定性，而且劉某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未出具離職證明直接導致其無法入職新公司而裁決某公司為劉某出具離職證明，駁回了劉某的其他仲裁請求。
重新梳理證據終獲賠
仲裁后，饒勇結合她多年的辦案經驗，重新梳理了全部證據材料。結合案例，提出最好讓當時招聘公司的人事出庭作證。之后經過律師與劉某的共同努力，成功說服了某區幼兒園當時的人事出庭為劉某作證。
一審庭審中，某公司辯稱，公司不應當支付未出具離職證明導致的經濟補償。理由有四：一是公司從未惡意不為劉某出具離職證明。二是在公司從未拒絕出具離職證明的情況下，劉某惡意主張其損失并擴大損失。三是劉某的入離職實際情況與開具離職證明與否無關。四是劉某的抑郁等情形與離職證明的開具與否無關。
一審中，某區幼兒園人事出庭作證，詳細說明了劉某當時未能辦理入職的具體情況，即使某公司百般辯駁，但因證人的證言、社保繳納記錄以及其提供的微信賬號信息等內容與劉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相互印證，一審法院判決：某公司為劉某出具離職證明；同時賠償劉某未出具離職證明導致無法入職新公司的經濟損失2萬元。
一審判決之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維持原判、駁回上訴的終審判決。至此，劉某的案件終于獲得最終勝利。
北京市總工會法律服務中心工會勞模法律服務團成員武麗君律師認為，本案系因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勞動者出具離職證明而引發的爭議。根據《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用人單位為勞動者出具離職證明是法定義務，無論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以何種方式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都應當依法為勞動者出具離職證明。用人單位違反規定未向勞動者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書面證明，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中，勞動者的訴求得到了支持，不僅有效地維護了勞動者合法權益，也提醒用人單位依法履行法定義務，共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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